前言：這篇文章是三年前應某編輯要求寫的，目的是寫一篇一般讀者也能看懂，介紹香港的日本流行文化的文章。我將「日本流行文化」一科的首堂導論的部份講義整理而成。沒有上過此科的blog友，也可透過此文体驗一下。從今年九月起「日本流行文化」一科將不再是大學通識。改稱「日本流行文化入門」後，此科會在日本研究系開。希望有興趣的同學仍會來選修。

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有頗長的歷史，對香港的娛樂事業及消費文化都有很大影響力。自1980年代始，香港已成為臺灣以外亞洲另一個日本流行文化的消費中心。1990年代下半香港更掀起一股「哈日旋風」，日本的電視劇、流行樂、電子遊戲、動漫、時裝及料理等均成為主流年青人文化。驟眼看來，香港好像已經被「日本化」，甚至淪為日本的「文化殖民地」。這種「文化帝國主義論」(cultural imperialism)很容易為輿論界甚至部份學者（特別是左派）所接受。[1] 這看法認為強勢的外來文化扼殺本地文化，最終帶來「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局面。這其實誇大外來文化的力量，忽視本國文化的自主性及包容外來文化的能力。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下普遍出現的本地化(localization)及雜種化(hybridization)現象對文化帝國主義論提出有力挑戰。[2] 其實在香港大行其道的日本流行文化大多並非從東京直接輸入的原裝正版，而是經港臺等地改造後的本地化版本。香港在接受日本流行文化的過程頗為主動，本地及日本商人悉心挑選及輸入一些適合香港人口味的日本文化商品(cultural products)，加以改造後推出本地市場。[3] 本地化才是真正令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普及的原動力。為什麼香港人消費的日本流行文化商品大多是經過本地化的東西而非原裝正版？本文從經濟、語言、文化、價值觀及法例及商業等不同角度分析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本地化的種種原因。希望有助暸解香港及亞洲的哈日熱本質。

消費能力及供應的問題

首先是消費能力及供應的問題。日本版質數雖然高，但數量有限及價格高昂。假若香港市面只有日本版，恐怕日本流行文化不會成為全港熱潮。很大程度上日本流行文化的普及是因為市面上有大量價錢相宜亞洲版及盜版。亞洲版有兩類。第一類是日本公司在亞洲設廠，生產一些針對亞洲市場的商品。[4] 亞洲版質素雖不及日本版，但勝在價錢相宜。這類亞洲版一般規定只可在亞洲某地區發售而不能逆輸日本。以日本流行音樂為例，香港是亞洲版的大本營。日本唱片公司如新力（Sony）、Avex Trax、Victor及Toshiba-EMI等設在香港的分公司長期以來生產大量亞洲版的CD及VCD供應香港及亞洲市場。同一張CD，亞洲版往往比日本版平最少一半以上。而且亞洲版多為精選，內付中文翻譯甚至如海報、電話繩及明信片等紀念品，所以大受歡迎。另一類亞洲版是香港本地公司向日本公司支付版權，可以合法地使用該日本公司的設計。好像1999年7月曾在香港引起排隊搶購熱潮的麥當奴吉蒂貓(Hello Kitty)公仔系列便是例子。獲日本Sanrio公司的批准後，麥當奴委托中國大陸的工廠製造四款嶄新設計的吉蒂貓公仔系列。雖然質數遠遜於Sanrio生產的日本版公仔，但勝在設計獨特（太空人、中國人、日本人及韓國人）及價格大眾化（比日本版平幾倍）而引起全城哄動。250萬個公仔三天內被搶購一空。[5]

除亞洲版外，香港市面有大量日本文化商品的盜版。直至1990年代初為止，香港可以說是盜版天堂。好像當時的港版日本漫畫及電子遊戲軟件幾乎全是盜版。1990年代以後情況有些改善。香港出版社正式向日本出版社購買香港中文版版權。但是電子遊戲軟件、日劇、AV(adult video或成人錄影帶)及偶像商品仍是盜版壟斷的局面。[6] 此外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玩具及時裝也是盜版的重災區。盜版一般質素差劣，但價錢比日本版及亞洲版便宜數以倍計，加上一些日本文化商品在市面上只有盜版，所以深受普羅大眾支持。盜版屬違法行為，自然不應合理化。可是回顧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的歷史，也不得不承認它對普及日本流行文化（特別是早期）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日劇是個好例子。它的興衰與盜版VCD有密切關係。香港電視台自1970年代已播放日劇，個別作品如《青春火花》、《赤的疑惑》及《亞信的故事》曾大受歡迎，但一直至1990年代下半才形成一股全民追看日劇的熱潮。主因之一是因為市場自1990年代中葉始（特別是97及98）有大量廉價盜版日劇VCD湧現。[7] 一套所費不過百元便可安在家中徹夜追看約12集的日劇。盜版VCD更可讓港人聽日文原聲（付中文字幕）觀看在日本播完不久的劇集。市面上只有多個不同版本的盜版而無正版。盜版以台灣版為主，也有香港、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盜版。消費者除盜版外別無選擇。盜版VCD將電視帶起的日劇熱升溫，也間接令電視台選播更多日劇。香港的日劇熱自1998年底突然急速降溫，主要是香港海關在日本領事館、電視台及著作權協會的壓力下大力打擊盜版VCD。[8] 打擊盜版固然是好事，但結果是好事反成壞事。因為盜版消失後正版卻沒有進來。只有一港商為日本TBS電台推出專供香港市場付中文字幕的正版日劇VCD，但因為選擇少而價格偏貴（三百多元一套），所以市場反應頗為冷淡。[9] 盜版日劇VCD在市場消失同時大量韓劇VCD湧現，此落彼起，難怪很多昔日的日劇迷都轉看跟日劇頗為相似的韓劇，而電視台也將以前播日劇的時段轉播韓劇。

語言及文化的障礙

第二是語言及文化的障礙。香港雖經常有過萬人仕學習日文，但多為初中級程度。能夠不靠翻譯、配音及字幕的幫助而能直接消費日本文化商品如動漫、電視劇、流行樂及電影的香港人極少。在加入翻譯、配音及字幕的過程中，有意無意之間，部份日本原有的特色會消失或淡化，香港元素卻加了進來。香港的日本流行文化不再純正而變成雜種文化(hybrid culture)。

港版的日本漫畫翻譯比較隨意，不拘小節。意譯、錯譯甚至漏譯隨處可見。例如遇上一些玩弄日文同聲字或典故的作品（如《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及《機靈小和尚》等）時便只好故意漏譯或加注。反正香港出版商的目的只是令讀者看懂故事，不太重視是否保留日原文的精粹。好像以大阪方言為首的日本各地方言及因年齡、性別及身份不同所呈現的語言差異便在中文翻譯中完全無法表達出來。此外，翻譯上加入大量通俗廣東話以增加親切感及娛樂性。中文版遂失去日文背後的文化感覺。[10]

配上廣東話的日本動畫比日本漫畫的中文版更本地化。很多時角色都換上香港化的名字。好像自1980年代起便在香港大受歡迎的電視卡通《叮噹》的大雄、技安、亞福及靜宜與《足球小將》的小志強與戴志偉都成為家傳戶曉的名字，原本的日本名字反而鮮為人知。近年在日方要求下，《叮噹》改為《哆啦A夢》而主角名稱也有所變動（如技安變成胖虎，靜宜改為靜香）。港人不太接受新名稱，還是覺得原來稱呼來得親切。日文主題曲多有廣東話版。跟港人成長的《叮噹》、《IQ博士》、《機靈小和尚》及《忍者小靈精》的廣東話版主題曲竟成為香港「兒歌」的代表。在配音方面加入大量港式笑話及通俗俚語。好像電視版《櫻桃小丸子》的廣東話旁述及劇場版《龍貓》的對白便近於自由發揮，頗為搞笑，與日文版的懷舊及溫馨感覺相距甚遠。前者出現「小丸子三分鐘就用哂所有嘅能量，真係鹹蛋超人嘅現實版啦！」而後者則有「乜你個樣咁似盧海鵬？」等隨意加添的港式幽默。最近電視播《海盜王One Piece》時也出現「乜你個樣咁似蘇永康？」的對白。

電子遊戲也面對語言障礙的問題。因為大部份軟件都是日文版，香港玩家只好盲目嘗試或依靠中文電玩雜誌及攻略本的指引。Sony Playstation (PS及PS2)在香港的分公司香港新力電子遊戲有限公司(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Hong Kong Limited)為香港市場選出一些電子遊戲作重點推介。只有日文版的會付上中文說明書。一些更會推出中文版（如《射鵰英雄傳》、《真三國無雙》及《阿格斯戰士》等）。

除語言外還有文化的障礙。一些太日本化的東面對港人來說會比較陌生及難以明白或接受。好像有關日本古代歷史的電影、動漫、電子遊戲及電視劇在香港比較冷門。漫畫若出現一些有關日本歷史及習俗的地方便被故意刪除、漏譯或加上註釋。此外，日本料理也有類似情況。港人悉識的日本料理不外乎壽司、刺身、天婦羅、拉麵、鉄板燒等幾種，很多在日本流行的料理（如御好燒、日式燒肉及日式打邊爐等）都沒有普及。即使港人最喜歡的壽司也是經過挑選。一些對港人來說味道較怪的種類如納豆手卷及馬肉壽司等便完全沒有市場。而且因為不少港人不慣食生肉，香港壽司店供應大量熟食壽司。食壽司時對醬油及wasabi的使用及喝東西的習慣都與日本不同。港人去電子遊戲中心「打機」也受文化喜好左右。熱門的機種總是本地人喜好的玩意如格鬥、足球、賽車及射擊等。港人平常少接觸的東西（如壘球、相樸及欖球等）便較冷門。港人還自創很多日本沒有的街機文化如「跟機」（硬幣放別人機前預訂）、「挑機」（別人打機途中投入硬幣，強迫作賽）、「屈機」（利用遊戲程式的缺憾取勝）及「讓Round」（讓較弱對手小一、兩局）等。港人也將一些黑社會及街頭俗語混入打機的字彙裏。例如「打大佬」（與電腦最強對手比賽）、「打爆機」（打倒所有對手或完成遊戲程式）及「煲機」（瘋狂練習）等。可說是將香港街頭文化帶入日本電子遊戲的世界。

社會價值觀及法制

第三是社會價值觀及審查分類制度與法例的不同。在選擇及改造日本流行文化商品的過程，社會價值觀及制度法例有很大的影響力。與日本相比，香港是個較保守的社會，所以在選擇和吸收日本流行文化時多先做一番過濾的功夫，將一些過激及具爭議性的作品或畫面刪掉。好像港人對日劇的印象是健康、勵志及溫情。這主要是因為本地電視臺為針對一般觀眾口味而挑選這類作品（特別是劇本出自北川悅吏子及野島伸司的感人作品）。其實日劇不乏渲染色情及暴力的題材（如有關婚外情、強姦、亂倫、賣春、虐侍、性騷擾、黑幫仇殺、校園暴力及連續殺人等），但甚少有在港播放的機會。日本音樂也出現類似的情況。在港受歡迎的日本音樂多是由偶像主唱的流行曲及日劇主題曲。較為前衛的「視覺系」（濃粧艷服作中性打扮的樂隊）只為小部份年青人受落。在時裝與化粧方面，香港年青人不會盲目全抄日本，很多日本較激（如ganguro[黑妹] 打扮、鮮艷的染髮及男性化粧等）或不合香港氣候（如多層上衣、雪帽及大象袜等）的東西都沒有流行起來。

香港對電影、動漫及電視節目的審查分類制度與法例比日本嚴得多。日本憲法不容許官方審查文藝娛樂作品。法例中只有一條《風俗教化法例》（簡稱「風化罪」）禁止暴露性器。香港政府設立機構（如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淫褻物品審裁處等）及法例（主要是《電影檢查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電視檢查條例》）對文藝娛樂作品作審查及分類。內容含過多色情及暴力成份或政治敏感的作品有機會被禁。在電影及印刷品（包括漫畫及雜誌等）方面實行分級制。過份色情或暴力的電影列為三級，只限成人（18歲以上）觀看。內容含色情、暴力及不雅用語的日本漫畫中文版被列為第二或第三類刊物。第二類屬「不雅物品」，只可售予成人，而且要以膠套密封並在封面附加警句字句。第三類是禁止發售的「淫褻物品」。放三級片的院線及銷售第二類刊物的地方有限。一旦變成三級片或二類漫畫，市場便收窄。所以一些製作較大的日本成人片（如《不溶性侵犯》及《柏拉圖式的性愛》）在港上映時被本地發行商大剪特剪，以二級B片推出。香港的出版社亦刪除日本漫畫一些過份色情及暴力的畫面及不雅用語。儘量避免被編為第二或第三類刊物。例如赤裸的身軀畫上衣服、不譯或文雅地譯粗口或與性器有關用語等。香港的電視臺在播日本動畫常時對色情與暴力的畫面作出刪改，而且尺度比電影及漫畫更嚴。好像《新世紀福音戰士》中「使徒」被吞食的一幕便因為過分暴力而幾乎全被剪掉。連《亂馬1/2》及《天地無用》內本來無傷大雅的裸露畫面也多處被刪剪或在敏感地方弄白。此外，大部份的日本的AV及色情電腦遊戲(變態電玩或h-game)都難通過香港官方的審查及有關法例，充斥市面的幾乎全是盜版。 這些盜版不但侵犯版權，也沒有經港府審查，所以是雙重犯法。

商業上的考慮

第四是商業上的考慮。很多香港的本地公司為了推銷其商品或服務，向日本公司購買日本卡通人物的香港使用權。以月餅為例，香港近年曾出現多款日本卡通月餅，好像美心的吉蒂貓月餅及聖安娜的美少女戰士及數碼暴龍月餅。此外市面上也有大量日本卡通人物的燈籠及新年的紅包、揮春及糖果盒等，為中國的節日添上日本色彩。連港人熱衷的金飾也出現日本卡通系列。好像周生生推出的吉蒂貓金飾系列便十分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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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人也喜歡將著名日本動漫改拍成真人電影及將日本電子遊戲改畫成本地漫畫。[11] 日本動漫的香港電影版加進大量本地元素。好像改編自《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港產片《金田一手稿之奇異檔案》便將主角變成香港人，背景改為香港與中國內陸。香港電影版《城市獵人》的故事及角色與日本原作其實無關。日本感覺並不強，變成一套成龍的港產動作片。街頭霸王(Street Fighters)、拳王(King of the Fighters)及生化危機(BioHazard)等日本電子遊戲便被改編為十多套本地漫畫。代表著香港功夫漫畫與日本格鬥電子遊戲的結合。

      日曲中唱在香港一直十分流行。除旋律容易上口外，購賣日曲版權比原作更平宜及方便。1990年代初是香港日曲中唱的全盛期，約有20-35%的香港粵語流行曲改編自日文歌。[12] 一部份日曲中文版的歌詞與內容與日文原曲接近。例如關正傑唱的《星》便頗得原曲《昂》（谷村新司作）的精神。陳慧琳的《情不自禁》在歌詞及內容上與原曲《Automatic》（宇多田光作）十分相似，甚至連原曲的英語部份也保留下來。但是大部份日曲中文版與原曲的歌詞與精神都毫無關係。好像《浪漫鐵道》（谷村新司作）是細說游子心聲之作。其廣東話版《遙遠的她》（張學友唱）卻變成生離死別的情歌。不少日曲中文版都經香港音樂人重新編曲以迎合本地聽眾的口味。例如徐小鳳的《無奈》乃改編自《鵜戶参り》（鵜戶參拜）（Junk作）。原曲是以木結他為主帶有點日本演歌與民謠風味的小調。經過重新編曲的《無奈》（周啟生編曲）變成徹頭徹尾的香港流行曲。前奏及中段演奏甚至使用中樂的楊琴。日曲中唱的結果是將日曲改變為香港流行曲。日本感覺已變得淡薄。不少本地歌迷跟本不知道他們喜歡的香港流行曲原來是日曲中唱，也沒有聽過原裝日曲。

    香港的日本公司為了適應本地市場及降低成本對旗下商品作某程度的本地化。好像香港味千拉麵的湯底、麵及材料與日本味千拉麵不太一樣。豬骨湯底不用九州黑豬及動物油。麵是本地生產而其它材料多在本地選購。為了適應本地消費者口味及心態，湯底會弄得較濃，麵的份量加大及煮得較軟。連香港日清食品公司所生產的出前一丁即食麵也比日本版麵大湯濃，但價格則平宜一倍。香港元氣壽司與日本元氣壽司的食譜有頗大的差別。香港元氣壽司少了一些日式壽司卻加入一些港式（如花之戀壽司及三文治壽司）與美式壽司（如波士頓手卷）。不少材料也是本地採購。香港的吉野家除招牌日本牛肉飯外還賣東坡肉飯、港式奶茶及豆腐花。佈置上放棄日本店鋪使用的大長檯，改為以四人卡位為主的設計，很像港式快餐廳或茶餐廳。

結語

        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及亞洲的本地化有以下的結構：「日本提供硬件、形式及概念；亞洲各國則運用本地的東西加以改造。」本地化可以說是日本文化與亞洲文化相互交流的方式之一。[13]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色彩(Japaneseness)會漸減少而亞洲特色卻不斷增加，最終會使本來從日本引進的東西變得「非日本化」及「無國界化」(deterritorized)。[14] 這是文化產品全球化普遍出現的一種文化矛盾(cultural paradox)現象。越是全球化便越本地化及雜種化。[15] 日本色彩會變得越來越不明顯。即食麵是個好例子。它雖是戰後日本日清公司的發明，但在亞洲經過數十年的本地化後已差不多完全失去日本色彩。亞洲各國都生產屬於自己的即食麵，好像香港有雲吞及牛腩味、韓國有泡菜味、臺灣有紅燒牛肉味、泰國有冬蔭功味及馬來西亞有Laksa（椰汁咖哩）味。今天亞洲各國人仕食用即食麵時已不再想起日本。壽司、拉麵及卡拉OK也漸走上同樣的路。現在各國均享用有自已特色的壽司（如香港的花之戀壽司及新加坡的黑椒蟹手卷）、拉麵（如香港同治堂的中藥拉麵及茶餐廳的港式叉燒拉麵）及卡拉OK（如香港的「唱K」及臺灣的KTV），日本感覺已變得不強。[16]

      本地化是日本熱的真正原動力。日本流行文化在亞洲興起的主因並非日人利用其文化產品向亞洲貫輸其價值觀及作經濟浸透，反而是亞洲人利用日人的概念加以改造以拓展商機及增加文藝創意。很多時候亞洲人比日人更主動及積極在亞洲推動日本文化商品。所以對於日本流行文化在亞洲的普及，我們不必看得過份負面。這決不是單一方向的文化移植而是日本與亞洲雙方的文化互動與交流。我們在學習甚至模仿日本的同時，也嘗試將日本的東西加以改造及據為己有。日本化與本地化實在是同一硬幣的兩面，同是日本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