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吳偉明: 在日本發現中國    文:張曉雅

 

東京的神保町古書街蜘蛛網般縱橫交錯,林立著172家舊書店,是書癡勝地。20世紀80年代中期,20歲出頭的吳偉明留學築波大學,第一次踏足神保町,花費1500日元購得德川中期日本人撰寫的《易經》注疏,書裡有蟲蛀痕跡和朱砂評語。此後至今,幾乎一年去一次,這裡還和他初次涉足時差不多,時間仿佛停頓,歲月也未留痕,甚至連書價也無變動,吳偉明說在那裡可以尋回年輕時的光影。

 

1994年,吳偉明正在撰寫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論文——《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中文譯名《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這一領域前人極少涉及,在美國與此相關的研究材料並非唾手可得,他申請到東京大學訪學一年,一個猛子紮進神保町的故紙堆裡,搜集有關德川時代易學的資料。大多數時候,都是“立讀”,遇到絕版佳作,只能乖乖地奉上一張又一張福澤諭吉公仔紙(一萬日元紙幣),畢竟作為歷史文化的研究者,佔有再多的資料也不為過。

 

吳偉明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學梁球琚樓日本研究學系有一間辦公室,室內有牆壁之處皆是書,大概也因為擠滿了書,空間顯得並不寬裕,但整理得井井有條。濃郁的日本味道從書架、天花板掛著的一排日式燈籠和書桌上的動漫人偶上傾瀉而出。書櫃一側,上百部漫畫以書序整齊羅列,層層疊疊,另一邊書櫃則大多是日本歷史文化學術書籍。

 

吳偉明向《留學生》記者描繪自己心目中的日本:“我離開香港17年,在美國、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都有停留。日本這個國家令我感覺有根,有文化的根。日本歷史發展受中國和朝鮮半島影響很大,但不能簡單說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分支,日本早已將受到的影響變為自己的東西。”

 

“是出於對日本極大的興趣所以研究日本史嗎?”《留學生》記者問。“不是。我是喜歡中國才去念日本歷史。”吳偉明回答得很俐落。“當時在中國是看不清楚中國的,我希望透過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日本對中國很瞭解,文化上有接近性,它對中國的看法也不一樣,雖然觀點不一定對,但多一個參照物。我真正的興趣是日本和中國文化的關係。”

 

每一年,吳偉明都會去日本三四次,太太是日本人,日本與他的關係又更近一步。他指著書桌上兒子的照片對《留學生》記者說:“我的小孩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徵。”

 

夏天,夫妻倆會帶著兒子到大阪探望外祖母,吳偉明也從未跟念國際學校的兒子聊過國家民族的概念,“香港是我們的家,他將來一定是中日西方的文化混合體,這個世界不用講太多民族主義,講太多也太麻煩。”

 

作為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人,吳偉明的成長見證了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的普及, 對日本歷史文化的研究,也從充斥在香港各個角落的日本潮流開始萌芽。

 

80年代,香港專門出租日本漫畫的書店超過百間,由於香港特殊的地緣文化,與日本的文化交流異常緊密。二戰後,大部分國家都禁止日本文化進入,香港卻沒有。從上世紀50年代日本電影重回香港開始,80年代,香港迎來第一波日本流行文化高峰。那時無論音樂、電影還是漫畫,都是吸收了日本元素才得以發展。吳偉明這一代人,基本都是看著日本漫畫、日本電視劇、打日本遊戲、用著日本電器長大的一代。

 

吳偉明起身從書櫃裡抽出一本漫畫《超三國志霸》:“池上遼一的作品太精彩,我很著迷,簡直不能不看下去。”“我小時候當然最喜歡小叮噹啦,大學時期喜歡科幻,到現在喜歡歷史,一直是跟著興趣走的。”書櫃裡類型繁雜的漫畫,吳偉明也並非全都愛不釋手,一部分出於教學需要,看漫畫變成了學術研究。每年秋天,他在香港中文大學開設一門日本流行文化的通識課,選修學生多達500個。“大概到退休也不能不教,太受歡迎。”此時離他退休,還有12年。上課用粵語,吳偉明為的是“傳神”。“日本流行文化翻譯成英文,有點不倫不類,沒有那種味道。”

 

日本流行文化只是吳偉明學術研究的一角,他的研究重點仍在日本和中國歷史文化的關係領域。1980年,一心想讀歷史的吳偉明考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攻讀日本史,選擇新亞也因書院有學生宿舍,吳偉明覺得不過群居生活還算什麼大學。

 

“那個年代非常強調新亞精神——在艱苦的環境中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我一心嚮往。”那時他不會說自己在中文大學念書,而會特別強調是新亞書院。“新亞師生對中國文化感情很深,願望很樸素,希望為中國做一些事,為中國文化找出路。”

 

還在讀大三時,吳偉明就已經把自己的學術之路規劃得很清楚:本科畢業後去日本留學,搜集把握研究領域的材料,學好日文,然後再去美國讀博,學習更全面的分析方法。日後看來,吳偉明確實按照計畫每一步都做到了。

 

本科畢業之際,他赴築波大學攻讀碩士。1985年,正值日本經濟鼎盛期,社會秩序無比規範。吳偉明很快發現,自己對日本大學教學方式不太認同,教授們只關心自己的研究,上課無非是隨意閒談,香港的大學甚至都較之“認真嚴謹”得多。

 

再者,日本教授對學生有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對“入室弟子”嚴加管教,必須讓其協助配合各種研究;對外國來的留學生,抱著“過客”心態,你想做什麼都可以,也極少給予指導。

 

“去日本以前也聽說過,沒有親身感受也就不會知道真有這樣離譜。日本的訓練只會照顧尊師重道的人,每一個教授都是一個門派,入了哪一派,哪派的老師就會照顧你,給你找工作,給你找女朋友,關係不好的話,將來各方面發展都很困難。”

 

吳偉明當年在築波大學論文答辯時,指導教授問的問題和他所研究的領域絲毫不沾邊,後來才發現教授把他的題目和一個韓國留學生弄混淆了,“太過分了,說出來都不太相信。”

 

有獎學金傍身,生活並無太大壓力,放養式教學對他而言也並非一無是處,反而獲得了自由的研究空間,上課只是尋求一種啟發。然而,對日本政府給出的優厚獎學金,吳偉明有另一種看法:“這種優待害了很多人,很多人本來可以發展得更好,但不捨得獎學金便留在日本讀博,其實留下來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1988年碩士畢業,他決定沿著自己的規劃赴美國深造。

 

當他90年代初再到東京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對日本的感受與當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彼時,日本金融泡沫剛破,經濟發展似乎在此刻戛然而止。在吳偉明的印象裡,過去日本人走路都昂首挺胸倍兒有精神,如今的情緒似乎都出了點問題。他的日文也比第一次留日時運用自如,卻漸漸發現日本人的習慣:當你日文說得不好時對你特別熱情,當你日文說得差不多時,反倒有了戒心—你是什麼人?有什麼居心?就是這種奇怪的感覺。

 

現實並未按原計劃順利推進,吳偉明錯過了美國大學的申請時間,陰差陽錯拿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的錄取通知,他原本打算把心一橫紮根UBC,一年之後,導師拿不到長俸(tenure),轉身走了。自此,吳偉明必須重新申請學校,他整日泡在圖書館,一個禮拜看5本與研究相關的書,做大量讀書筆記,規定自己要將英文世界有關日本歷史的主要著作全部讀完。苦讀時光未被辜負,吳偉明獲普林斯頓大學錄取,再從碩士讀起,師從美國學界日本史先驅Marius B·Jansen(簡安生),幸運地成為簡安生教授生前最後一位弟子。

 

一進普大深似海,和過去的求學經歷截然不同,如同踏入一座古堡,師生們打著領結,穿戴紳士,更要命的是,普大對學術要求極高,甫一入校,學生就被定義為可以獨立承擔學術研究的學者。根據簡安生以往的記錄,他帶的學生第二年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跟不上節奏要被勸退,同時他也很有心,雖不願再教這些學生,也會為其尋覓下家,有的學生甚至去了哈佛。可是即便去了哈佛也是被“退”之身,普大的第一年,吳偉明過得誠惶誠恐。

 

“進普林斯頓之前,從來沒覺得讀書對我而言有什麼難度,一有問題都可以馬上征服。可是這裡完全顛覆了我的經驗,至少讓我意識到我的英文不行啊。”當這個不滿30歲的香港毛頭小子向簡安生教授遞上自己的學期論文時,簡安生很認真地讀完之後,禮貌簡短地跟他說回去想一想重新再寫一份。吳偉明知道出事了,心裡直呼完蛋,拿回論文思考改進。再也不敢掉以輕心,此後每一篇文章都當作可以發表的論文來應對。

 

第二年,吳偉明慢慢習慣了普林斯頓的氛圍和要求,開始尋找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一次他讀到中國人寫的中國佛學在日本的歷史淵源,發現雙方共同的興趣是讀易經,一下就被吸引住,於是他將目標對準德川時代,認為如果不瞭解德川時代,會直接影響對日本後期發展的理解。並且他覺得德川時代吸納了大量中國文化,中國人研究甚至比日本人更有機會占得先機。剛開始找資料,發現資料闕如,不僅沒有相關著述,連論文都找不到。吳偉明隱約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沒有人寫過至少證明它有新意,埋頭一寫就是五年。

 

余英時教授是吳偉明這篇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之一,他向余英時學習清代易學,再與日本易學做比較。也許是吳偉明曾經就讀新亞書院的背景,余英時見到他很高興,常講起自己的老師錢穆先生,也講以前在新亞書院時不那麼開心的小故事。

 

“余老師就是大師,聽他的課你也許覺得還好,一定要和他一對一面談,他的功力會嚇到你,很厲害!他對任何題目,任何話題,都能拋出整體的看法,學問很雜,很多是從武術小說、中國的白話小說中受到啟發,童年也不是傳統的大師在教他,他有農村小孩很活潑的背景。”

 

吳偉明的印象裡,余英時煙癮很大,上課時常常煙斗不離手,有些美國學生不喜歡,用手不停煽動煙霧企圖抗議,他也並不理會,繼續抽。余英時特別喜歡昆曲,無論談到任何歷史問題,最後總會痛惜一番傳統文化,罵罵才過癮。

 

雖說不是余英時的入室弟子,吳偉明卻跟他學會了如何將學術研究做得更帥,“如果沒有老師,我可能不會研究思想史,最初只覺得文化史比較容易理解,思想史的古書那麼多,太困難。後來看到他的書《歷史與思想》,哇!原來做思想史可以這麼酷。”

 

十年之後,吳偉明把博士論文翻譯成中文,補充入近年來更多的研究成果,在英文建成的大框架下用中文幾乎重寫一遍,他說這深受余英時的啟發。“余老師在美國的主要研究用中文發表,現在我年紀也不小了,我將來寫論文,就想用中文寫給更多讀者看。”

 

寫書是不能為升職加分的,論文才會,不過不重要,反正我自己會看。”當然,2007年便升為教授的吳偉明,現在不用再身負發表英文論文的壓力,也不需要為永久職位發愁,用中文寫作,能夠拉攏更多的讀者,擴大對學界的影響力。他對《留學生》記者說:“作為學者,如果我不能詮釋我的研究的話,會感到很遺憾。如果不能將研究傳下去,那太沒意思了。”

 

現在他正著手準備第二本學術書《德川日本的中國想像》,“裡面很多細緻的研究,比如一些中國詞彙和句子,德川時代怎麼進去,當時日本怎麼理解,用英文寫的話會很困難。很多原是中文,很有趣。”“有趣”、“過癮”是吳偉明總結自己學術研究的口頭禪。

 

拋開大部頭,吳偉明於2005年創辦的“知日部屋”風靡一時,是一個討論日本文化的公開網誌。時逢日本意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引發大規模抗議。

 

“我覺得日本確實該罵,但讓我很難受的是,他們罵得不對。如果你要罵日本,必須先有所瞭解然後再去罵。”“知日部屋”就此誕生,吳偉明自稱“屋主”,主張“哈日反日不如知日”。

 

博客文章簡短易讀,從學生們深諳的轉筆絕技的日本起源、潮爆日本的女子社團,寫到日本校服的社會文化、日本天皇在戰敗日公開的態度。在2007年博客潮流最熱時,“知日部屋”一天有近萬點擊量。

 

未見吳偉明之前,《留學生》記者只在博客文章結集出版的書上一睹“屋主”模糊不清的風采:推著自行車,頭戴防護頭盔,離鏡頭遠遠的,照片風格似乎和文章行文一樣掠過幾縷冷幽默。

 

隨著近一兩年博客熱潮消退,吳偉明已將陣地轉去了臉書,讀者交流依然火爆。“知日部屋”的文章也不見得全都緊隨熱點,吳偉明覺得發表在這裡的文章都是他的“私貨”,想寫什麼,分享什麼,全由“屋主”決定。

 

國產動畫難看死了,動畫水準也很低。”當《留學生》記者問起吳偉明是否瞭解國產動漫時,他驚呼:“不是不瞭解,是不喜歡。”“現在問題是整個市場都受保護,沒有競爭,國產動漫的水準在下降,一定要有競爭,跟國外合作,才能提高水準。東西不好,不能出口,而出口很重要,不但賺錢,還可以提升國際地位,擴大影響。”“你是日本文化的深度‘宅’嗎?”“宅的門檻太高,是沉迷於某種事物的專家,我還遠遠不到那個程度,最多算半個。”

原刊《留學生》2014年

 

 
Posted by 知日部屋屋主 | 評論(1) | 引用(0) | 閱讀(10514)
Chris +
2014/07/12 11:05
雖說不是余英時的入室弟子,吳偉明卻跟他學會了如何將學術研究做得更帥,“如果沒有_餘_老師, should be 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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