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者的巴別塔

民間電台事件：檢控、抗命皆有理

民主自由固然重要，但社會的根基還在法治。這看似很像親共派的口吻，卻是本座對民間電台被高院頒制禁令的感想。正如高院所言，我們不可能為民間電台這個特例打開「法律缺口」，容許其他人士以循此先例干擾現時電波頻譜──試想若非法廣播不再非法，三大電台與政府合約猶如廢紙一張，各人皆可自行架設電台，其混亂結果即使不是民間電台可造成，卻能由其而起。

不過地方法院的判決，卻揭示了這次事件的責任非在民間電台，而在特區政府身上。特區政府審核牌照過程違反人權法與基本法，欠缺透明度；禁制令的本意只為提供緩衝時間讓政府調整機制，讓民間電台不再受無理阻撓，而能循更符合言論自由精神的渠道申請並正式播放。

可是那些尊貴的官員當然不會這樣想。他們只會期望以禁制令作緩兵之計，復期望高院能駁回此判決；再不成就叫律政司鑽空子，把黑箱作業的廣管局的門面修飾一下，或盡量將監察機制調整至只由或大半由「自己友」充當，在符合法院的最低要求之餘仍能繼續操控電台存廢。當然，也少不了大幅渲染曾建成等人「目無法紀」、容許亂開電台的嚴重性之類，繼「拾肆Ｋ」事件後，再一次把愚忠於法律的市民再一次玩弄於股掌中。

所以另一方面，我又相當認同支持民主的人士，以公民抗命方式挑戰目前的條例，讓社會大眾明暸目前所謂言論自由背後存在不少打壓手段，政府如何「以身作則」觸犯法紀以達至操控傳媒的目的。很高興見到泛民立法會議員不懼威脅出席民間電台廣播，早前毓民建議泛民總辭或以每區一人辭職方式表達對2012普選被禁的不滿，本座在此建議不若所有泛民議員輪流參與非法廣播，待政府要拉要鎖之後因坐監後被集體革職，即能達成辭職目標。



電力公司續牌：可恥的城下之盟

本座已不止一次疾呼，特區政府不能屈服於電力公司的勒索。但今次續約的結果，卻讓本座聯想起扎鐵工人與商會鬥爭的悲慘結局：以淒慘的條件僅換取一個表面上的勝利。9.99%再加上幾乎不可能不能達成的各種回扣，不要說原先7.5%的目標，就連政府聲稱的把利潤管制限制於10%以下也只是空談。本座認為真正合理的條件，應是與通漲率（或特定的消費物價指標）掛勾，利潤只能是指標再加2.5%至3%左右：一來鑑於電力公司早年依循條例大賺特賺，在制訂新約時理應予以懲罰性減幅；而與通漲率掛勾亦可預防將來經濟逆轉，通縮再臨時，市民不會再任人宰割。



當邱騰華在電視上說新條例「能讓電子公司保有持續投資的動力」，本座不禁失笑：香港市民捱貴電，就是因為兩電投資太多！保持以電力公司的固定資產值作為計算利潤的基數，就是留了一條讓兩電賺取暴利的把柄：你看現在中電保持40%的備用電率，先把多餘的電賣給廣州，再利用膨漲的固定資產總值增加電費，賺盡兩家金錢，政府竟在訂立新約時繼續容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還有人相信沒有官商勾結這回事嗎？目前日本的備用電率只有13.5%，卻從未發生過大型停電和跳電情況，理應援引此例至兩電公司，若備用電率高於此數則照比例削減其盈利，這才為真正為市民設想的方案。

面對電力公司的無賴，特區政府其實早持兩張皇牌足以讓其屈服：一是單方面製訂利潤管制利率，二是參照第三者估值，強行把兩電收歸國有。沒錯，兩種措施都需要依靠立法實行，或有損香港自由經濟形象；可是自政府金融風暴入市干預以來，外資投資有減少過嗎？而且人大釋法、選擇檢控、強推廿三條、數碼港、西九項目，有那一項不是在損害香港形象？還怕再多一項嗎？再說上述兩張皇牌也不必一定要打出，只要兩電有這種危機感，在談判桌上也不致那麼囂張拔扈了。可惜，最終懦弱的政府還是懼怕這些措施可能引起動盪、香港出現無電可用的危機、來自電力公司大股東背後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只是單純的懶惰和愚昧。落得簽訂一個城下之盟的收場。

有說此後政府只要在兩電增建資產方面加強把關，的確要再想從從前般亂開發電視是沒有門路的了。的確，像過往般混水摸魚，亂起電廠的機會是少了一點，必須要找尋新的藉口。本座不由聯想到兩電公司借環保為名、大肆興建再生能源或天然氣發電基組，以達致膨脹資產總值之用。不用多說，一眾環保組織自樂於充當其開路先鋒，把減排的代價全數撥歸香港市民承受。兩電若能借此向市民荷包開刀，又怎會不投桃李，設立各種「綠色基金」作為回扣？在政府大力推動綠色政策底下，大企業借「綠色」為名與環保組織形成各種形式的共生鏈與利益交換是早可預見的，奈何不論政府、政客與市民皆懾於「環保紅衛兵」的兇惡，不敢大聲反對，本座大膽預言，此等惡果終由各位承受。

延伸閱讀：林本利：打破兩電壟斷 難過全民普選



廉署的存在價值

旅遊發展局與蔣雅莉被捕，兩者究竟有何關係？先看蔣雅莉被控的罪名：「涉嫌就控股權串謀詐騙及作出虛假陳述」，有沒有讓各位聯想到官員貪污、非法行賄？大家正當拍手稱快，歡呼「老虎姆被打」之際，有沒有想到甚麼時候原本歸納商業罪案調查科的管轄範圍，竟變成了廉政公署的工作了？再來看看旅遊發展局的醫療保鬧劇，旅發局臧明華明目張膽的上下其手，假公濟私，但有人奈何得了她嗎？

本座想說的，是這兩件事正正反映了廉政公署目前的尷尬處境。在積金局、金管局、旅發局、醫管局此等政府外機構林立的情況下，這些不受公務員條例限制的政府員工，早已可透過肆意修改薪酬條例，**合法地**讓自己享盡奢華待遇。日後縱使遭人揭發，也不過捱一兩場難受的聽證會而已，廉署在面對此等新一代貪官根本無能為力。即使身在公務員體系中也不必心急，只要在任內建好人脈關係，等到退休後各大企業即把高薪厚祿奉上，此時才以人事在商場呼風喚雨也還未嫌遲，又何須用得著冒險貪污？

記得曾有人留言指難道沒有貪污就不用高薪養廉，說得實在好，貪污在目前香港可謂幾近絕跡了，但這種「養廉」法，值得嗎？

另一方面，沒有了可查的貪污案，動不了上下其手的貪官，廉署卻又要保住自己的撥款和人手不被削減，自得絞盡腦汁。正如以前留言所提及的陳永華案，勞資雙方其實早已達成賠償協議，而在事件中亦沒有任何人失去利益，加上已塵封多年，根本沒有追究的價值；可是貪污案件的「繁忙期」經已過去，在無Case可做的情況下，這些「次按級」案件也唯有挖出來翻舊帳。

因為貪污案件持續減少，此等二等Case也終有挖完的一日，只好將「兼職」當正職做來刷業績。目前廉署最多處理的，是本屬警隊範疇的商業詐騙，以及提倡廉潔社會的公關宣傳與教育工作。其實這些工作就算警隊和學校都能分擔，若只為維持廉政公署的體制而調撥予他們負責，會否有點本末倒置呢？尤其是宣傳方面，記得當年廉政公署花了大量資源，搞所謂「廉政新人類」的宣傳活動，鼓吹新一代人類勇於舉報貪污事件──假如你有看過這一系列的廣告的話，都會知道這只是與社會現況完全脫節的垃圾。

寫了這麼多，結論當然不是可以任其關門倒閉：始終廉署有著精神象徵的意義，單是它的存在已是一個鉅大的阻嚇作用。但精神象徵也不過是象徵而已，既然貪污已沒有過往的猖獗，實沒有必要保持其臃腫的編制。



香港民主前路

爭取普選遊行人數過萬，的確出乎意料；可是本座認為這只反映了死硬民主派的人數比意料中高，但社會整體對爭取普選日趨冷淡的大勢改沒有改變。泛民主派指過半數香港人支持2012提前2012普選，卻不願接受有更多人其實並不介懷2017年普選，而且數目還會隨著時間而不斷增加。一旦能夠看到終點，即使還是很遠，那種感覺和沒有終點的盲目前進相比仍是完全兩個不同的層次。能有確切目標能讓人振奮，也能讓人倦怠：反正一直走就能到達終點了，又何必在乎5年差距？

泛民主派目前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他們在爭取07/08普選已失敗過一次，若連2012也失敗的話，將會連僅有的威信也蕩然無存；而且爭取2012普選也是他們在區議會選戰時對選民的承諾，若此時轉變立場也有出賣選民之嫌。泛民也不可能向北京或特區政府示好，否則他們和親建制派最根本的分野也失去了，在失去「民主」這個議題之下，泛民將不可能與資源充足的民建聯對抗。

正如本座早前提及，真正能喚起市民危機感的，是2020立法會普選的構成部份，中聯辦等人曾不止一次露骨提及保留功能組別席次的「普選」可能性，這顯然與香港人草植心中的「全面直選」理念南轅北轍。可是觀乎電視新聞，泛民只一味執迷於2012的日期，對親共派提高特首選舉篩選機制的質疑，反而被大幅淡化，而立法會普選的辦法更是隻字不提。把焦點放在機會渺茫的主要目標，連帶讓狙擊次要目標的力量亦一併削弱，是一個最壞結果。

所謂民主派，就是以民意為依歸的政治勢力，現在民意與泛民主張出現差距，除了修正路線外就只有靠領袖才能或個人魅力，指導／吸引他們「回歸正途」。可是目前在泛民主派中，又有那一個能夠做到？在長期的政治低氣壓環境中，沈迷股海的市民又對這種理想存在多大興趣？

本座認為，從區選已可看出那些只靠道德、理念招徠的政治潔癖選民其實全不可靠。泛民主派若要在此種劣勢中突圍而出，就必須有成為少數派的覺悟，抓緊機會向當權派示好，成為建制派間內部鬥爭的工具，借力打力之下才能從中找出能實踐理想之路。可惜當初董落曾退時，泛民錯過了示好的機會；到了唐英年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日期，因執著於2012而再次放棄作出積極友好的回應（05政改方案只為陷阱，可以不理），之後還有第三次機會嗎？就算有，相信也會被浪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