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神論者的巴別塔

話說……一位在文化界雖不顯赫，但知名度頗高的人士，以一種相當諷刺的方式死去。生時文人相輕，死時爭相悼念是社會的常態。與其略有交往的，莫不絞盡腦汁，想出曾與此傳奇人物相處的一鱗半爪，以求達到「我在此人死前好熟架」的效果，簡接奠定自己在文化界的地位。

不幸與其全無接觸的，也莫不參與「文化造神運動」，透過不斷吹捧、塑造此人生前的神聖性，同時也為自己的「文化外殼」作出粉飾──畢竟不同霑叔肥姐此等「集體回憶」，能夠為一位不為一般大眾所知的文化人下注腳，已代表了「落注人」本身的份量。當然，有更多是「柴娃娃」的跟大隊，反正搞個悼念予人無損，也令到「自我感覺良好」，何樂而不為呢？

在這裡，我不是要揭露這位文化人的所謂「真面目」，畢竟人類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構成，有好的一面自然也有壞的一面。我想做的，只是單純陳述一段歷史，一個故事，讓人知道在這次悲劇發生前的失敗，本來就不會是沒來由的發生；而在「受益人」爭相留下讚美之聲的同時，也讓「受害人」獲得一個發聲的機會，見證一門生意，為何在人人稱頌的讚許聲中沒落。

故事開始是在2003年秋天，沒錯，當年那一個仆街的年代已進入尾聲。我的一位朋友，始且稱之為Y君，他手上的出版Project已因經濟環境問題整整拖了一年。當年他們曾嘗試找江瓊珠商討合作可能，可是文化人的氣焰可不能小覷了，江女士在聽了他們計劃的內容後，即拋下一句：「就算由你承擔出版費，都唔會幫你出」。背後原因很簡單，就是出於對某種流行文化的鄙視。



及後因著前度老闆L君與文化人的交情，終於找到了第二個推行計劃的機會。那時文化人剛為湯禎兆出了新書，形象就正如其他文化人在悼言中所言一般，乃全心為文化界出力的俠士。雙方商討如魚得水，文化人在看過稿件後亦覺有可為之處，很快談好了合作條件，更特別找了為湯一書作設計的Designer阿B協力。

計劃落實執行後一至兩個月，Y君發覺工作進度開始停滯，文化人解釋自己尚在處理編輯工作，而設計師本身有正職在身，計劃未能如期進行。此時Y君有預感計劃有機會停擺，開始提出中止計劃的可能性，文化人卻又碰巧於此時成功相約阿B舉行出版飯局，一切彷彿重上軌道。而文化人亦正式向Y君索取第一期約8千元的印刷費──話說當時Y君已失業近兩年。

收錢後又過了好一段時間，文化人又開始出現拖延現象，一時推說阿B外出公幹，後來索性說與阿B失去聯絡。

此時久未出場的L君突轉口風，表示文化人經營的公司出現嚴重問題，並陷入嚴重虧蝕局面。L君本著私交之情，倉猝間已借了6位數字予文化人；但他認為公司若不改變經營方針難以轉虧為盈，建議將部份「堅持理想」的門市部關閉止蝕；又建議公開集資以分擔風險。可是文化人的理想豈會被輕易動搖？借款他是確實收下了，可是L君的意見文化人卻一字不聽，也拒絕了公開集資的提議──因為有股東加入的話就會被要求交待財政狀況，而這卻正是文化人最不願讓人看到的秘密。

轉眼到了第二年的秋天，文化人正式表示阿B「完全唔得閒」，並直接找了阿B的同事D君代替。D君起初表現出一個相當負責任的態度，很快就提出了一個接手工作的計劃出來。可是過了兩三天，D君突然又失去聯絡，而在Y君多番嘗試終於聯絡上之後，D君也同樣表示「唔得閒做」而中止合作關係。此事在最後終於真相大白，原來阿B由始至終未收過約定薪酬，而D君亦大有可能聽了阿B的建議後打退堂鼓。

之後第三位Designer C小姐登場。C小姐最初和Y君一樣，希望透過文化人的渠道搞繪本出版計劃，又因為她本身具有相當豐富的設計知識，於是便順帶承擔Y君的工作Offer，也當是幫補一下出版開支。

C小姐和Y君合作的時候，是真心認為Y君的書是能夠出版的，因為她不能在排版上花了很大心力，也指出相片版權的問題，甚至找了兩個理大Design School的學生協助畫圖。Y君目睹這個良好進度，心軟之下便繼續支付餘下的出版費用。可惜Y君此時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他沒有直接把費用付給C小姐，而是給予名義上的「出版負責人」，文化人先生。

付款給出版負責人／統籌，再由他分配予旗下參與工作人員，本來是出版界的Common Practice，可是文化人根本就沒打算盡其責任。有好幾次因為文化人交租、上網費出現問題，急Call Y君希望早些轉帳出版費用，如此這般Y君幾乎把「棺材本」都搬了出來，前後共三萬多元。

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Y君發現進度又出現問題，因為C小姐和她的學生們熱誠的工作態度突然間冷卻下來。但即使如此，她們仍努力的完成Layout部份的設計。然而仆街的是，在這大半年間，文化人只不停說自己「好忙」，「唔出住」，全世界只得等待他的發落。而到後來Y君也終於發現，出版費中原本應該付給設計師的部份，全部都被文化人吞掉拿來「應急」，設計團隊連一分一毫也收不到。

其實Y君當時付出的所謂「印刷費」，本來已超過最初商討合作是的數目，他的想法是本著大家同舟共濟、「捱義氣」，然而文化人不單漸漸把拿錢視為「老馮」，說話更愈發晦氣，其與現實脫節的程度亦愈來愈嚴重。

後來C小姐也忍不住向Y君訴苦，指文化人在編輯與出版方面的工作貢獻幾乎時零，最後C小姐的繪本都是自己落手落腳去印刷廠收拾殘局。更可恨的是繪本的印刷費是由C小姐自己承擔之餘，當文化人賣書之後，卻又沒有把書錢付給她。

事件拖拉至06年初，Y君已對文化人及其公司徹底絕望，終於下定決心與其斷絕合作關係，至於Y君付出的3萬多元印刷費自是付諸東流（猶幸他另一本與L君合編的書終於順利推出）；而L君借予其的6位數字銀碼、C小姐的賣書錢，也是石沈大海了。

後記：

1. C小姐在之後仍有聯絡文化人及其公司，而日後文化人的公司倒閉也是從C小姐口中得知。
2. 2006年夏，當Y君在傳媒刊登文章時，被兩位Poly學生追討繪圖費。Y君只能將文化人的惡行轉述，解釋他們的繪圖費已被這位備受景仰的文化人吞掉。

那麼這個故事又為我們帶來甚麼啟示呢？過往當面對不同的文化悲劇時，我們總把責任推向社會、推向庸俗、推向做成文化沙漠的消費者；但我們又有沒有想過，這些文化悲劇的主角本身又應付上多少責任？

故事中的文化人要說他貪財，絕對不是，他只是不懂理財、甚至完全沒有金錢的概念而已。這種難得的天真或許在滿身銅臭的香港社會中是值得表揚的，但問題是不斷有人因為這種天真而受害，而他最終甚至連基本的責任也負不起。他和他的追隨者一樣，只懂憧憬理想的烏托邦、緬懷舊日的風光，卻不敢面對殘酷的現實，他的失敗，能說不是咎由自取嗎？

口述：Y君 改寫：Henrypo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