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明報:呂大樂﹕教育只是工具

真的可悲,香港人社會因為社會流動性不足,不在高位的人生活艱苦。所以那些追求高成績,又乜野藝術天份的班越開越多,力求追求卓越,但其實又有無反思人係要為了甚麼而生活。現今香港社會不公越來越明顯,希望幻滅,人心惶惶,簡單而言香港沒有將來的概念,政府沒有解決他內部人工太高和無效率的問題,又因為人工太高,政府官員是不會作甚麼承擔,推動商業促進項目是以政府官員自己受保障為依歸,因為難以發展高科技項目,高科技項目往往係風險高的事,但十個有一個成功的效益往往很巨大。君不見就算係美國都有不少新興科技公司(e.g. Google),為何香港沒有?

【明報專訊】作者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是處變不驚,不動如山﹖還是反應遲鈍,缺乏反思能力呢﹖亞洲區內不少國家在經歷過金融風暴、社會經濟轉型等衝擊後,民眾與社會多多少少有所反思,在過程之中有所覺悟,在迎接新挑戰之餘,也會重新思考舊有的生活方式與態度。但香港是例外。——呂大樂

要了解香港社會、文化,必須留意9月份的媒體報道。

每年9月都是學校開學的日子﹕升學、考試、畢業後的就業狀例必成為媒體報道的專題、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

踏入9月,幼稚園學生的家長忙於為子女準備升讀小一——有人通宵排隊為的是名校的一份申請表,也有報刊邊罵港人崇拜名校,但同時又大篇幅報道專為應付小學面試的訓練班──好不熱鬧。

9月開學,各補習學校對剛升上中五、中七的中學生展開連串宣傳攻勢,廣告之多,甚於樓盤、美容纖體之類的推廣活動。要在公開考試突圍而出,在一片「求學不是求分數」的聲音之中,依然奉為人生最高目標。

至於本地大學,暑假過後,一是宣傳收生成績,數數「尖子」的數目,二是報告畢業生入職狀(職位、薪酬高低理解為大學「產品」質素的指標),以說明有實力壓倒競爭對手。

種 種現象均指向一點﹕在香港,教育是工具,是手段。儘管九七後香港社會、經濟經歷了波浪起跌、影響深遠的結構性轉變,香港人——由學生到家長,學校到傳播媒 體、社會大眾——還是老樣子的非常現實,沒有基本生活態度的改變,亦未有什麼在價值觀的反思。說得好聽,是腳踏實地,力爭上游。說得難聽一點,是死性不 改,一切以物質回報為先,其他方面只是協助達到這個目標的工具,不談內在價值,也不考慮另類生活的選擇。

早前在本欄曾介紹暢銷書《下流社 會》。三浦展的報告乃消費及生活形態的觀察與分析,點出了日本社會「下流化」的趨勢。撇開「下流化」趨勢及「下流生活」的好與壞不談,我們得承認「下流文 化」的出現反映出部分日本人放棄舊時上班族的生活方式及人生觀,認為主流不是必然選擇,同時也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回到前文所講的本地現 象,香港社會之所以未有像日本般出現「下流」現象(即在經濟、就業環境的宏觀轉變底下,因出現下向社會流動的情而令部分社會人士的職業生涯軌道、生活方 式,以至對未來的態度,均起了重大變化),不是因為經濟欣欣向榮,不斷出現新的機會(事實上,自泡沫經濟爆破,本地經濟之種種深層問題已全面浮現。與此同 時,經濟發展趨向成熟亦令社會結構中鬆動的空間收縮,減少了流動機會),而是在不同程度上,香港人仍然以舊有的理解框架來面對一個早已變得面目全非的新世 界。

明顯地,主觀與客觀世界之間存在落差。而我們值得探討的問題正是﹕為什麼這樣的狀態可以在香港繼續下去﹖

一方面,我們不能否定,香港人繼續搏殺,有其客觀基礎——至少,在社會流動的空間逐步收縮的環境底下,還可以有一點希望。至於這一點希望是否實在,則是另一個問題。

隨中港經濟融合,內地成為了港人事業的新的空間。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05年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為228,900人(1995年只有97,300人),當中四分三是男性,41.7%擁有專上教育水平,44.6%屬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近六成年齡在30至49歲。

於 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人數正快速上升,並已成為一種社會發展趨勢。現時在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佔全港就業人口的6.8%。在所有在職而又擁有學位教育水平的人 士之中,10.2%需要在內地工作。不過,明顯地,這些「中國機會」並非人人開放,而是偏向於惠及高學歷的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更值得留意的是,1995 年於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中,16.6%屬於15至29歲組別,2005年則略為下調至13.37%(30至39歲組別的百分率亦由37.4%跌至 29.0%,但40歲以上則由46.0%上升為57.6%。雖然這跟香港勞動人口的年齡組成有關,但也須注意內地發展所提供的機會的特點)。

「中國機會」也講究學歷、資歷,大家心知肚明。究竟年輕人可否將希望寄託於內地發展﹖「中國機會」是否言過於實﹖這些問題可以討論,更值得研究。

另 一方面,就算大家心裏有底,知道在種種新的機會前面,其實存在重重障礙,香港人還是堅定不移,採取舊有的一套價值和態度來面對新的環境。因為沒有在價值、 生活態度層面的反思,香港人就只好追求提高個人的「戰鬥力」,而整個社會也比之前任何一段時間都要更注重個人的競爭力。

港人一向視教育為提高社會流動機會的工具與手段,所以求學又何止於求分數,而是追求比競爭對手更高的分數。面對不確定的環境與前景,香港人只會變本加厲,把這場競爭與淘汰的遊戲玩得更為激烈。

考 試成績要鬥,於是「補習天王」陸續登場﹔「文化資本」如演奏樂器的能力成為了正式或非正式評核的標準之一,結果人人學彈鋼琴、拉小提琴,報考英國皇家音樂 學院聯合委員會術科考試的人數,由00/01年度的49,977人上升至04/05年度的72,670人,增長45%。近期流行「奧數」(代表學校參賽或 取得成績成為履歷表上的一個項目),「奧數」訓練班也隨之而成為新興「教育服務」。香港人的工具思維與策略行為,足以令一切本質上有意義的東西,成為只具 形式的空殼。

香港是一個「文憑社會」,也恐怕是(各種)文憑貶值速度最快的社會。當文憑貶值速度愈高,香港人就愈緊張,更努力想辦法在淘汰賽中力保不失。香港人喜歡競賽,欣賞強調競爭的文化﹔但大部分時間,卻不知到為了些什麼終極價值、目標而競爭。

可憐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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